10月16日，2025年思想者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观察者网、底浪文化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5思想者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举办之际，也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十年前，当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时，外界不乏质疑声。但十年的发展证明，“文明型国家”理论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和接受。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会上的发言，供读者参考。
张维为：
这次思想者论坛，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小册子《我们的战略预测比较准》，这是我在《这就是中国》播出第300期的演讲。我们对国内外大事的预测比西方绝大多数智库和学者准确得多。这种比较准确的战略预测离不开文明型国家理论。
十五年前，文明型国家理论框架提出来的时候，西方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新的叙事，但总体上是不屑一顾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大国，如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都公开地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它已经成为今天全球政治的主流叙事之一。
英国《经济学人》2020年1月刊文指出，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是“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走出学术象牙塔，成为影响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抉择的某种“显学”。
为什么文明型国家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比较准确的政治预测？如果要长话短说，那就是文明型国家理论对于西方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元叙事是一种透彻的解构和颠覆。一旦我们彻底摆脱了西方话语、标准和范式的束缚，我们就更容易回归彻底的实事求是，更容易接近真相、接近真理。
下面我从认知体系、知识体系、底层逻辑三个方面，简要谈谈文明型国家理论对于正确战略预测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种新的认知体系。英国作家路西诺（Aris Roussinos）在题为《文明型国家不可阻挡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文明型国家”理念已经席卷“从中国到印度，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的欧亚大陆”，并“完全颠覆了20世纪下半叶西式自由民主自诩的大捷”。他引用我《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一书的话：
“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换言之，我认为“文明型国家”是一种比“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随着全球经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超民族国家的区域整合以获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而规模效应的最大化（如语言整合、地域整合、制度整合、凝聚力的汇聚、高质量的统一大市场等），都呼唤“文明整合”、“文明型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建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潮。
我书中被引用最多的另一句话是，“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意味着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和文化历史传承弘扬自己的文化价值，寻找成功之路，而非拥抱西方界定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换言之，这种叙事解构的不仅是西方民族国家和“普世价值”话语，而且是支撑这两种话语的底层逻辑，即“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
2011年6月，张维为与福山激辩中国模式
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去殖民主义，一种真正的思想解放，其认知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彻底的实事求是，从源头上解构西方话语，包括解构西方指标体系，建构中国话语，对西方话语形成一种降维打击。
比方说，我们对所有基于西方经验和理论形成指标体系都会打一个问号。这一问就使我们的许多预测比西方学者更加靠谱。比方说，我们对美国的GDP等一系列指标体系进行了解构，很早就做出判断，中国的真实经济规模早就大于美国，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据此我们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就预测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关税战”。
我们提出了创新指标体系，从“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出发，提出以百姓最关心的五个指标（家庭净资产、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基础设施）进行中美发达板块（如上海与纽约）之间和中美欠发达板块（如新疆与密西西比州）之间的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相当靠谱。
第二，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以“去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一种新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它包括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经历的跌宕起伏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现代性等。以这一体系作为参照分析各种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八九不离十。
例如，我们判断“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前提就是中国理念“水土不服”：“水”是文化浸润万物，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深深扎根于百姓之中，西方制度无法改变。“土”指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土壤、经济土壤、社会土壤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所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必败无疑。
我们还提出在中国模式下，“选拔+选举”模式超越西方单纯依靠选举的模式，“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体利益党”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党”模式，“合则兴”的理念超越西方“分而治之”模式，“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些叙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我们的战略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中国研究院成为国内外，特别是为全球南方提供思想产品与话语产品的最重要智库之一。
第三，文明型国家理论还是一种新的底层逻辑。文明型国家是刨根问底的学问，聚焦底层逻辑的建构，就像“历史终结论”的底层逻辑是一种线性思维，即国家发展要经过几个阶段：极权社会、威权社会、民主社会。
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
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成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
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中国过去领先西方的原因与中国今天“赶超”西方的原因是相通的，而且这种相通性是在高度开放的国际竞争中实现的，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与时俱进，能在汲取别人长处的同时，绝不失去自我，所以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国际比较，特别是和西方模式的比较。
比方说，民本主义思想一直是中国国家治理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其特点是重视发展，中国今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通过大力发展改善民生。这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功能设计几乎与发展无关，西方政治制度下，一代对着一代干，与中国制度下，一代接着一代干，形成了鲜明对照。所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西方模式在越来越多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政治机器空转，基层治理乏力，改善民生无望。我们就是从文明型国家治理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高于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出发，分析美国基层治理的溃败，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在美国预测这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我们预测这更可能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再比方说，对于乌克兰危机、香港危机，我们也做了比较准确的预测。我们认为乌克兰和中国香港地区都属于两种文明的交界地区（interface），其底层逻辑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要么是文明沟通的桥梁，要么是文明对抗的堡垒，乌克兰选择了后者，结果就走上了“棋子”变成“弃子”的命运，而港区国安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使香港避免了基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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