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何现在提出这项计划？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其关于在2025年9月底前结束加沙地带战争并实现中东和平的提议时，这似乎完全出于美国的意愿，并将在盟友的帮助下努力将其强加于冲突双方。然而，经回顾和分析此前发生的事件，尽管该提议存在争议，但它仍然代表了美国立场的转折点，并且表明白宫急于以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名义并以“结束加沙战争”为题而提出这项计划。而出于以下三大主要因素，冲突各方不得不迅速对此作出回应。
第一，在卡塔尔境内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未遂暗杀行动，导致了与以色列意图相反的结果。卡塔尔迅速动员阿拉伯、伊斯兰和西方阵线共同反对此次行动，并开启了一条基于新思路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政治道路，以应对美国政府，并将以色列的行为视为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威胁。美国现任政府一直吹嘘其能够通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有鉴于此，它无法忽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对结束加沙地带战争的要求和担忧，并认为这是恢复整个中东地区稳定的关键一步。
第二，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牵头的西方-阿拉伯联合倡议，在2025年7月举行了一场关于“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而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政治里程碑——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对巴勒斯坦国作出的一系列国际承认。这些承认是在加沙地带战争的背景下作出的。例如，英国在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前就威胁称，除非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战争，否则英国就将采取这一举措。美国将此解读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可能发生转变的迹象，即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它们就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更有效、更务实的立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建立其在对公众舆论一定程度的敏感性之上，如今，它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众压力——其公众从对战争受害者的单纯人道主义同情，转向了自觉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明确反对以色列的政策。
美国对西方舆论转变的担忧，不仅限于以色列可能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孤立或者遭受重大的外交损失。他们还担心这种转变会对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尤其是担心它们会在对阿拉伯地区问题的一些政策上变得独立，而不仅仅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发挥次要作用。这意味着，美国急于提出结束加沙战争的方案，是希望重新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没有国际竞争，甚至没有欧洲盟友竞争的关键角色。
第三，如果以色列决定继续战争——就像过去两年内那样，那么，以色列和美国都必须回答两个核心问题：战俘会被遣返吗？哈马斯已经被消灭了吗？
即使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但考虑到战争的漫长性质，而且这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这种可能性仍然极其渺茫。此外，以色列陆军总参谋长本人也强调，继续占领加沙地带并不能保证实现这些目标，甚至可能给以色列军队及战俘带来重大损失。
对军事行动未来走向的这种认知，促使美国努力开辟一条撤军之路，通过谈判遣返战俘，并在政治上重建与哈马斯的关系——尽管这只是暂时的。这将使以色列和美国能够辩称，如果没有以色列在美国协助下发起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内塔尼亚胡曾多次重申这一点，而特朗普也在签署该提案当天，于以色列议会讲台上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第一阶段及其影响
尽管一系列因素促使美国最终决定结束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该提案的宣布，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仍心存疑虑。这不仅是因为该提案中的一些条款仍存在解释空间，还源于美以两国此前在达成谅解方面随时退出的经历。尽管如此，大多数评估表明，该协议的第一阶段仍将顺利推进，不会遇到重大障碍。这是因为各方在这方面的利益趋同：巴勒斯坦人希望停止战争和加沙地带持续的流血冲突，这也是该地区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场；而以色列和美国则希望减轻巴勒斯坦各派系在战俘问题上的压力，并缓解以色列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外交危机。然而，这些对第一阶段协议顺利通过的乐观评估未能延伸至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的挑战似乎更为复杂，而协议在这一阶段破裂的可能性也更大。
执行协议第一部分对相关各方最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如下：
以色列方面，活着的囚犯以及死亡人质遗体的归还，将促成以色列国内政治的重大转变。从官方角度来看，内塔尼亚胡政府将摆脱这种负担——这导致部分以色列民众在近两年来一直反对该政府。内塔尼亚胡政府将试图在政治上利用这一结果，并辩称如果没有持续的军事行动，囚犯的归还就不可能实现，以向那些反对战争的人追溯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此外，以色列政府还将消除政治和军事层面之间就这场战争及其延续，以及战争所引发的危机而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
然而，以色列反对派也将利用这一切，并采取两种平行的策略：第一，反驳政府关于通过军事行动带回囚犯并消灭哈马斯的论点；强调原本可以通过类似的协议提前释放囚犯，而这几乎可以挽救一些在加沙地带因持续战争而丧生的囚犯的生命；此外，对哈马斯的消灭也并不彻底，因为最终的谈判仍然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进行的。
第二，以色列的反对派将努力利用这些事态发展，以重现加沙战争前夕的争议性问题，并重点向公众展示这些问题，作为动员民众反对当前执政联盟的理由。这些问题包括所谓的司法政变、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入伍问题，以及内塔尼亚胡被以色列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
如果反对派能够揭穿执政联盟的真面目，就将使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地位岌岌可危，而内塔尼亚胡则很可能会再次升级该地区的危机。鉴于他为重启军事行动所提出的理由，这一点尤其正确。他在2025年10月12日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敌人正在重建其军事能力。而这样的声明只能被理解为潜在危机的序幕。
而在巴勒斯坦方面，毫无疑问，哈马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尽管哈马斯成功执行了一项交换协议，从以色列监狱内释放了数十名终身囚犯，并在停火数小时后证明其仍然拥有控制和治理加沙地带的能力，但目前已经成为加沙现实一部分的复杂人道主义危机，似乎仍将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加沙地带的民众感受到复苏的曙光。这一现实将使哈马斯与某个群体发生冲突——该群体将质疑继续战争的可行性，而这个问题截然不同于抵抗运动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可能来自其支持者和民众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指出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哈马斯的声望并不受可行性问题或其寻求为地区和国际大国所接受并与巴解组织路线相交的政治道路的影响。相反，其民众基础可能会走向更大的政治极端主义。而这种趋势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出现，但在摧毁加沙地带的灭绝战争之后，尤其是在重建缓慢且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这并非不可能的情况。
实施第一阶段的另一个可能结果是，开始就消灭哈马斯、解除其武装以及该地区和世界多国商定的其他类似措施进行谈判。因此，哈马斯将会面临两大困境：
第一，该提案的这一部分未能执行，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与以色列再次发生对抗，而是与支持该提案的势力发生公开对抗，而这可能会给哈马斯领导层带来更大的压力。该运动的一个可能解决方案是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势力达成谅解，以最小的损害实施该计划的这一部分，并减轻由此产生的道德和政治影响。
第二，这些条款的全部或部分实施将会削弱哈马斯的民众支持，以及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他派别（不仅是在加沙地带，也包括在约旦河西岸）的民众支持。如果这些条款得以实施，该运动将面临另外一项挑战：如何维持其组织凝聚力。
第二阶段及其前景
即使是在双方就第二阶段开始谈判之前，我们也可以经过一些初步的观察而得出以下结论：
- 该提案成功结束了更广泛的战争，并阻止了流离失所和重新安置计划，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够成功阻止大量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经受的恶劣条件下流离失所。因此，任何反对流离失所的言论都必须伴随着能够迅速响应加沙地带人民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政策，并且必须与能够恢复巴勒斯坦人希望的重建工作相配合。
- 该提案中的一些已经宣布的条款，包含一些可供解读的内容，而这可能会为以色列和美国提供反悔的机会以放弃该提案。该提案的参考机构和拥有自由裁量权的一方尚未确定，而且没有设定明确的时间表。例如，该提案将和解进程与建国问题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联系起来，但其措辞却含糊不清，而这意味着发生拖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的路线图规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有资格转变为国家之前，必须进行安全和金融改革，而这在巴勒斯坦人的记忆中仍然历历在目——所要求的改革均已实施，但国家却未能建立。
- 该提案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自决权，并将他们置于该提案所谓的“和平委员会”的某种国际监护之下。鉴于哈马斯在回应中表示，它无法解决该提案中的某些条款，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应对此作出回应，而这也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并需要在地区和国际背景下就如何应对这一新现实达成谅解和共识。
关于第二阶段的设想
有关第二阶段的可能设想可以被概括如下：
第一种情景：实施该计划的大部分条款。包括实现可持续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启动重建进程、组建一个能够应对加沙地带危机的新政府以及启动投资项目。另一方面，由于预期美国方面会出现的拖延，有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改革及其接管加沙地带准备工作的事项可能会耗时更久。从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将加沙地带完全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以被视为基于1967年6月4日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谈判的前奏。然而，这项提议并未得到白宫现任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接受。
第二种情景：执行不力。这意味着以色列的撤军速度远慢于预期。以色列将保留安全和军事阵地，以维持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继续控制其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并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开展安全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呼吁执行两种可行的模式：
- 黎巴嫩模式，即停火是单方面的，以色列以较慢但持续的步伐继续其行动。
- 西岸模式，即将相关机构移交给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退出，而是将继续控制当地的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并执行逮捕和暗杀等安全和军事任务。
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国际大国的作用将仅限于维持现状并防止全面战争的再次爆发。它还将继续允许援助和重建，但也无法使加沙地带变成美国政府声明中所述的那种梦中景象。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服务于加沙地带投资者而非加沙地带居民的投资项目将无法实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勒斯坦各大运动将专注于自身改革，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专注于被迫进行的改革进程，而无法实现建国。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并且始终存在着再次升级的可能。而这种情景很可能是由于发生第一种情景的迹象较弱所致。
第三种情景：快速陷入停滞与局部实施。这是第二有可能出现的情景。出现这种情景将导致哈马斯陷入难以承受的困境，同时加剧其不遵守计划条款的现象。因此，协议第17条内容将被激活。而该条款的目的并非阻止哈马斯立场的逆转，而是为了规划对待加沙地带的第二种方法。这将涉及把加沙地带划分为哈马斯影响区和新政府影响区。而投资和重建将仅限于新政府的影响区。至于处于哈马斯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其对待方式将与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后的情况相同。这将进一步分裂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机构，有关后续政治路径的讨论也将沦为空谈。
基于此，走向第二种或第三种情景意味着美国政府和以色列将试图消解巴勒斯坦问题，并将其转向区域性方案。这将继续从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使其陷入困境，进而有效地使“两国方案”失效，使许多支持“两国方案”的全球大国面临真正的立场考验。这也使巴勒斯坦人肩负重任：不能再坐等外部变化，而要做好准备，以应对以色列否认其在1967年6月4日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权利的现实。这就要求巴勒斯坦人提出新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方案不应损害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自决权，而是应当以巴勒斯坦人的团结为基础——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并超越占领对巴勒斯坦造成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