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出口國制度差異課征平衡關稅芻議

界經濟其實很複雜，國際貿易理論是在很簡化的假設下做分析，而這樣簡化分析下都明確主張該得到補償的受害者。（圖片來源／Ambient Scenic Relaxation Channel頻道）

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是幾十年來國際經濟的主流思想和政策，有生產效率可以最高的理論基礎，有自由及各方福利都可改善的道德高度，也有很多人可獲得私人利益的誘因，所以幾十年前自由化的氣勢很難抵抗。但世界經濟其實很複雜，國際貿易理論是在很簡化的假設下做分析，而這樣簡化分析下都明確主張該得到補償的受害者，現實上卻很少真的得到(陳博志，2014)。若再考慮現實上更複雜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等現象，貿易理論也不再容易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所以全球化的理論和道德基礎並不穩固。近年來對全球化的利弊及其公平性已有很多反思(陳博志，2023)。本文擬討論各國制度不同所造成的公平問題及其可能對策。
不公平的競爭手段使自由貿易失去正當性
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利益和正當性常要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因為若可用不公平的手段競爭，則競爭在理論上能帶來的效率等利益就會消失。但公平不是很單純的事，它的影響和考慮因素很多，甚至什麼叫做公平也有不同的定義和計算方法(陳博志，2017)。在複雜的國際經濟貿易中，比較容易也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從反面去指出那些事情是不公平的，而不是正面定義什麼叫做公平。除了進出口稅和各種直接阻礙貿易的措施，傾銷和生產或出口補貼也是公認的不公平政策，WTO也規定各國可以對它們進行報復。而隨著對環境、人權、和技術的重視，破壞環境品質、剝削勞工、以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的行為或政策也漸被視為不公平，而有部分國家開始抵制這些不公平手段，但仍未成為世界性的制度。而很多各國內部的制度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的效果，但它們多仍被視為可由各國自主決定的內政問題，而較少被正式當成不公平的競爭政策。
國內制度和政策如企業稅率的差異也會造成不公平競爭
制度及不少國內政策對國際競爭的影響較為間接，這些政策也常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再加上很多政策同時存在，因此通常不易確認它們影響國際競爭力的目的和效果。但隨著國際分工愈來愈細，而很多產品或加工過程的國際競爭差距愈來愈小，它們的相對國際競爭優勢也就變得更容易被國內政策影響或扭曲，而且有不少國家已故意運用一些國內政策來做國際競爭的工具，因此國內政策和制度對國際競爭力及公平性的影響，也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
因為企業在全球化時代較容易帶著各種資源在各國間移動，因此企業的稅負早就成為一些國家爭取國際企業和國際投資的手段。這種手段直接影響的是國際投資，受吸引之廠商的產品雖因廠商稅後利潤的提高而可以提高國際競爭力，但它的產品中是那項得到多少利益並不容易估算，而且其他廠商也生產並出口類似產品而難區分，因此不容易用對相關產品的關稅手段來對付這種不公平政策。再加上有政治影響力的企業和資本家是這類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因此這種不公平制度甚少受到抵制，很多國家的對策反而是以降低本國的企業稅率做為對抗的手段，而形成全球有利企業和資本家而不利勞工的政策偏差。直到近年才有歐盟等國要針對較低企業稅率之進口品加課關稅的主張。而這也仍未得到某些重要國家的支持。
營業加值稅是否影響國際競爭力的爭議
另一個影響國際競爭力較大的制度是營業加值稅(Value Added Tax)。川普總統在2025年2月要開始對付他心中認定之外國不公平政策時，曾點名營業加值稅是一種促進出口的不公平政策，但後來川普對各國訂的關稅卻似未明確考慮這項可能不公平的政策。另外也有知名經濟學家主張加值稅並非促進出口或貿易財部門的政策。但不少人認為加值稅制有助於出口，特別是以退還加值稅來提高對國際觀光客之銷售，則是明顯的事實。因此加值稅是否該被看成是不公平的制度，很值得較仔細的分析。
很多人認為營業加值稅對出口有利的原因，是施行營業加值稅的國家產品對進口品加課加值稅，產品出口時則可以退稅，直覺上就像對出口較有利。一般人現在都知道到國外觀光時買的很多東西可以退稅，退稅也是對觀光客出口促銷的重要手段。如果加值稅出口退稅沒有鼓勵出口的作用，應該不會有那麼多國家花大筆錢退稅當傻瓜。
然而有些學者如鼎鼎大名的Martin Feldstein和Paul Krugman(1990)，主張加值稅是中性的而不會促進出口或貿易財產業。他們甚至說VAT促進國際競爭力是不懂學理的外行人或商人的誤解。他們兩人用一個包含三種產品的兩期複雜數學模型，證明加值稅不會使一國的貿易財部門變大，所以不是偏好貿易或國際競爭力的制度。從加值稅的原理，其實不用這麼複雜的模型也可以證明它是中性而不會提高出口及國際競爭力。而若理論模型中加入實務上的不完全競爭和價格差異等問題，加值稅也很可能不再是中性。但這不是本文所能詳談。
加值稅若替代了其他國內稅收來源就會影響國際競爭力
為何兩人的理論的結果和一般人或他們所說的外行人的看法有那麼大的差異？ Feldstein和Krugman的文章中用一句就帶過，他們所說現實上加值稅常是用來替代所得稅，而所得稅具有干擾貿易的效果(1990，p.264)。詳細一點說，所得稅在出口時不能退稅，因此外國進口者等於被迫要承擔一些本國的所得稅，所以所得稅對出口不利，加值稅替代了一部分的所得稅而且可以退稅，所以降低了所得稅的不利效果，因此現實上看來像是促進出口。
換句話說，Feldstein和Krugman以及他們筆下的外行人可說都是對的。他們兩人的文章假設前後都沒有所得稅，所以加值稅的變化效果是中性的。而很多國家實際上的加值稅常會替代一部分所得稅或其他國內稅，因而可降低外國進口人負擔的本國租稅，而有促進本國出口的效果，以致「外行人」覺得加值稅有鼓勵出口的作用。於是政策實務上的問題，是要依所得稅和其他國內稅不變的理論假設而認為加值稅是中性的，或是要假設其他國內稅必會因而減少而認為加值稅制會促進出口，並考慮採取一些抵銷其作用的措施，便好像都有依據。
這裏的關鍵是國內不能出口退稅的各項稅捐愈低，則對出口愈有利。但各國各項產品的國內稅負並不相同，甚至很難算清楚，並據以做為稅制是否有利其出口的依據，所以其他國內稅負若常會因多課加值稅而降低，則針對退稅比率很明確的加值稅，來主張加值稅鼓勵了出口而可以對它課平衡關稅，便是不夠精確但方便的方向。
任由各國政策惡性競爭或強制各國政策一致都有困難
國內稅制和其他制度對出口的影響也不只在能否退稅。除了前述企業所得稅，所得稅率的高低和累進稅度，折舊的攤提方式，以及其他很多制度都會使不同產業的稅負不同，而影響各業的相對性生產成本，從而影響其國際比較利益。例如對資本較低的稅負將會提高資本密集產品的比較利益。實務上很難去估算各類國內政策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但事實上確有些國家可藉各種國內政策來扶植特定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對於這些用國內制度和政策進行的不公平競爭手段，一種可能對策是不去理會，不滿這些手段的國家可以自己也跟著採用，而形成政策的惡性削價競爭。另一種對策則是由國際組織或力量強大的國家要求各國不能採取這種做法，甚至要各國政策必須一致或不能超過某個限制。目前歐盟對企業稅太低的外國企業之產品加稅就是這種做法。
不妨思考讓各國有權對不同制度國家課徵平衡關稅
而由於各國基於其本國的理念和情勢，多有大量複雜而可能影響國際競爭力的國內政策。它們不只難以一一認定，其中大部分都難用要求各國制度相近，或像針對附加價值稅率加課關稅這類方法來一一對付。一種必有爭議的簡單方法，是允許各國依其對外國政策的研判，分別對不同出口國加課一個不太高的關稅。這不太高的關稅可以把不少藉國內不公平政策才得到競爭力的外國產品擋掉，但真正競爭力較高的產品則不會被擋掉。這會使各國國內能維持較多樣化的產業及較長的生產鏈，提高各國自給能力，並減少國際貿易的波動，所以也符合目前各國的目標。而真正競爭力或比較利益差距較明顯的產品則仍能在國際間貿易，因此對各國和全世界生產效率和福利的影響可能不會太大。
習慣主張完全自由貿易的人可能認為這不符合自由貿易及全球化的精神。但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也並非真正公平自由貿易。有些國家可結成自由貿易協定之類的小集團，而對其他國家採行差別稅率。有些國家則利用別人的自由開放，用各種不公平手段強奪市場及未來發展機會。理想中的自由貿易其實並不存在。所以若允許各國對不同出口國採取有限度的差別關稅來對抗不易詳細一一認定的國內不公平政策，雖可能引起較多爭議，但不見得會比現在的情況不公平或缺乏效率。
美國目前過激且太重視逆差的做法應漸調整
川普總統對等關稅的構想有點像上述主張。但目前看到的是美國政府並未能真正評估各國的不公平政策，反而依貿易逆差這個不正確的指標來訂對各國的對等關稅(陳博志，2025)。而且美國所訂的稅率在很多情況可能遠高抵銷對手國實際上的不公平政策之所需。這也許可能是一種施壓要對手改善的手段。美國接著若能儘速由政策公平的角度檢討調整這些稅率，將它們降到較恰當的水準，同時領導各國討論一些各國都可採用而可合理降低國內不公平政策之影響力的稅率準則，也許可以改革目前實際上不夠自由也不夠公平的世界制度，而建立一個不謊稱自由但卻比目前合理的制度。

( 陳博志授權轉載)

(原始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