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越南、印尼等傳統移工來源國勞動力逐漸減少，印度移工被視為未來可能補充建築、製造與長照等勞力密集行業的替代方案。（圖片來源／ Needpix 的公共領域）
2024年2月台灣與印度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從印度引進移工填補產業缺工人力。台印勞動政策，這是一個在全球化勞動市場的脈絡下，人力的重新配置的戰略合作新模式，這是重塑台印關係的新機會。
隨著越南、印尼等傳統移工來源國勞動力逐漸減少，印度移工被視為未來可能補充建築、製造與長照等勞力密集行業的替代方案。此舉雖能部分緩解人力缺口，但也可能伴隨薪資競爭加劇與基層勞工待遇停滯等結構性問題。
台印勞動合作開啟新模式，補足台灣產業人力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雇主在選擇移工來源國時，雖然來源國之間存在語言、文化與勞動力供給量等差異，並未呈現明顯的「偏好化」現象；其主要考量仍集中於勞動力的可得性、成本控制以及政策制度的可行性。因此，包括如何透過政策設計確保外籍勞工的權益不因競爭而受損，以及如何避免因勞動力結構調整造成社會分層與文化隔閡，是未來要注意的方向。
從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角度來看「台灣—印度」關係，由於印度本身無法滿足其內部人口教育、科學發展或者生活品質，轉而對其他國家的資源依賴。對台灣而言，透過「新南向政策」建構的制度化合作，印度移工不僅滿足了台灣勞動力需求，更象徵著雙邊社會的連結。這是一種「互補型戰略合作」，台灣得到人力資源，印度則獲得就業機會與外匯收入。這種合作模式，促進人力資源跨區域流動，轉為強化互利基礎。除此之外，台印還有各種的商業投資論壇，基於商業利益，兩方都展現出實質性互動的意願。
勞動力來源多元選擇，政策設計需兼顧權益保障
若從「中國—印度」的角度來看，台灣引進印度勞工的安排是否帶有敏感的政治戰略意涵? 印度對台灣的外交立場遵循「一中政策」，並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雙方在非正式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因此，台印勞動戰略合作模式本質上還是經濟合作，這是回應台灣的勞動力需求與印度的人力資源供給，不能將台印勞動戰略合作模式視為印度對「一中政策」立場鬆動，其本質源自於經濟利益的融合，初期引進的一千名的移工技術性的引進；未來若是增加至十萬名移工，則可視為戰略利益融合的象徵。這是一種勞動力市場互動，不能視作為「台灣印度中國」三邊關係在地緣政治上角力。
整體而言，台印勞動合作在地緣政治層次上的影響有限，主要因印度仍維持「一中政策」，不會因經濟合作而改變外交立場。然而在地緣經濟的戰略利益上，雙方展現出高度互補性，無論是勞動合作、產業鏈布局、商業投資往來，這種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以「經濟利益」為導向，因此，台印勞動合作對中印關係而言，不至於構成政治上的實質衝擊。
文化交流塑造互信基礎，雙邊合作展望持續樂觀
台印合作的未來展望，台灣專家皆樂觀看待台印勞動合作的發展潛力。在台攻讀博士學位的Pintu Kumar認為，「無論是印度學生，或是在臺的印度專業人士，都在雙方交流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在台灣的各種表現——包括日常舉止、生活習慣、與人溝通及互動方式——都在展現印度的身份、文化，甚至印度人的素養。台灣人正透過觀察這些行為，來形塑對印度人及其生活習慣的認識。因此，可以說，旅居海外的印度人某種程度上就肩負著『印度大使』的角色。
至於，台灣民眾對於政府為何要引進印度移工仍有疑慮。Pintu Kumar認為，「台灣政府應更積極說明引進印度移工的必要性、印度移工在全球勞動市場中的角色，以及台灣與印度近年在各領域的發展歷程。同時，也可透過舉辦印度文化展演、文化課程及印度語言課程等方式，讓台灣人更進一步地認識印度，彌補長期以來台灣在對印度的謀生與就業文化理解上的不足。」
雖首波開放規模有限，但隨著制度成熟與雙方信任深化，未來雙邊在勞動力輸出、教育合作、文化交流等層面皆具發展空間。沈元楷律師則表示：「台灣社會相對開放，較少出現排外與歧視現象。雖然台印文化結構不同，但法律保障一致。台灣應以開放與多元的態度迎接來自印度的新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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