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美国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有些人就认为美国无所不能，甚至能迅速完成。如果美国因为能力不足、资源匮乏或官僚机构不力而无法完成任务，这些人就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它不想做。”
这句话是彼得·基亚雷利将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发表在美国陆军杂志《军事阅兵》阿拉伯语版上的一篇文章中写下的。它反映了全世界对美国能力局限性不断扩大的普遍看法，而当谈到美国情报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时，这种看法被进一步放大。
然而，我们发现，情报人员本身以及情报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讨论情报机构的影响时更加谦虚，以至于这些研究中有一个主要的分支专门研究“情报失败”，例如罗伯特·格里夫斯的《情报为何失败？伊朗革命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
几周前，调查记者蒂姆·韦纳出版了他的新书《使命：21世纪的美国情报》。韦纳自1988年以来一直从事情报工作，并曾凭借2007年出版的《灰烬的遗产》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讲述了中央情报局（CIA）成立最初六十年的历史。韦纳的著作参考了大量解密的情报文件，并直接采访了近200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官员和高级官员。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根据韦纳在其新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回顾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中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败。
美国情报任务的变革
在深入探讨阿富汗情报工作失败的细节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央情报局创始人之一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一路晋升，在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了七年局长，后因拒绝掩盖水门事件而被免职。他解释了中央情报局成立的初衷：
“1947年，最初的任务是了解整个世界，特别是敌人，并阻止下一次珍珠港袭击…我们的想法是创建一个组织，让分析人员能够接触到外部的一切信息，无论多么机密，这样间谍就能发现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学术分析人员可以对其进行分析，然后管理人员可以向美国总统汇报……起初，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对方的计划、意图和能力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你能找到电话簿或机场地图，那就至关重要了。我们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一无所知。”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央情报局的使命发生了变化，到1949年，其使命变成了打败共产主义，因此了解世界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秘密行动改变世界。
中情局开始组建小组，策划军事政变（例如在伊朗推翻摩萨台政府），或收买政党、政要和工会（例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便在选举中推翻共产党。它监督将反对派分子空降俄罗斯、波兰、乌克兰、中国和朝鲜，以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此外还资助暗杀外国领导人，例如1961年在刚果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以及1973年在巴拿马暗杀萨尔瓦多·阿连德。
但随着古巴武装异见人士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失败，中情局陷入丑闻，而约翰·肯尼迪总统指示刺杀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也因肯尼迪本人被与苏联和古巴关系可疑的美国人青年奥斯瓦尔德刺杀而演变成危机，从而引发了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利用美国情报部门监视其政治对手的事件，这促使国会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一个专门监督中央情报局活动的委员会，促使其回归其首要目标：了解世界及其敌人。
1991年苏联解体，中央情报局的信誉遭受重创。20世纪70年代末，该机构的分析报告警告称，十年之内，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增长将落后于苏联，但事实却截然相反。
共产主义敌人的缺失导致该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力减弱。克林顿政府时期，其预算被削减了约6亿美元，30多个海外站点和基地被关闭，员工数量减少了约四分之一，约5000人。
负责执行秘密行动、招募外国特工、渗透敌方情报机构以及瓦解指定恐怖主义网络的特勤局官员人数仅为1000人。据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称，仅纽约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数就已超过中央情报局驻外特工人数。
“苏联解体对美国情报部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89年至1992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理查德·克尔说道。“一切都变了。”退休情报官员杜安·克拉里奇在1997年写道：“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已经完蛋了，除非发生可怕的灾难，否则它不会再恢复运作。”
乔治·特尼特也在1998年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警告说，“除非国家收集、分析和生产情报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全面改变，否则美国很快就会遭受灾难性的系统性情报失败”。
目标：伊拉克
调查记者蒂姆·韦纳指出，基地组织1998年针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袭击暴露了该组织在距离阿富汗总部3000英里的地方同时发动袭击的能力，促使该机构在非洲、中东和巴尔干地区追捕爆炸嫌疑人。
然而，1999年，由于中情局向五角大楼提供的虚假情报，导致中国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当时是塞尔维亚的一个军事仓库）遭轰炸，造成三人死亡，二十人受伤，针对阿富汗基地组织领导层的选项也随之减少。克林顿总统因此对该机构的能力和评估失去了信心，并阻止了针对阿富汗的新一轮袭击。
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夸耀美国形势，说道：“几十年来，美国第一次没有面临任何战略挑战。我们不必每天早上醒来都担心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试图向新政府提出阿富汗基地组织问题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回应，认为布什政府没有针对阿富汗的政策。
政府中的老将，例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自尼克松执政以来就一直对该机构的方向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这是自由派人士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意图破坏他们所谓的共和党政府。他们担心，有关基地组织威胁的言论可能是误导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阴谋，分散他们对更紧迫问题的注意力。
自小布什就职以来，伊拉克问题就一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两三次会议的议程。其想法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将使华盛顿掌控阿拉伯世界，增强以色列的安全，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翻该地区的独裁政权。当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推动这一问题上发挥了作用。
2001年8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命制定一项详细的秘密行动计划，以协助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该机构驻伊拉克邻国的情报站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使伊拉克总统相信巴格达内部存在反对派，其核心圈子成员正在密谋反对他。该计划旨在迫使他杀死自己的支持者，以镇压一场虚假的政变并削弱其对权力的控制，从而为动员伊拉克南部和北部的反对派团体推翻政权铺平道路。
“9·11”事件与阿富汗陷阱
2001年9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基地组织的文件，与此同时，有关即将发生袭击的警告不断出现，但袭击地点和目标均不明确。一周后，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国防部总部相继遭遇袭击。
袭击发生数小时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要求核实有关伊拉克与袭击关联的情报是否充分。第二天，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迪尔洛夫携其助理团队乘坐私人飞机从伦敦抵达。他告诉美国同行：“我们必须专注于阿富汗，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试图劝阻布什政府不要入侵伊拉克。
9月15日，戴维营战争委员会批准了中情局应对袭击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对92个国家的基地组织成员及其同伙发动行动，并斥资动员外国和友好情报机构参与美国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美方将提供资金、武器和窃听技术，而友好情报机构将突袭恐怖分子住宅并逮捕或击毙他们。
在阿富汗问题上，该计划要求向阿富汗反对派北方联盟领导人提供资金和支持，以消灭本·拉登及其组织，推翻塔利班政府。因此，中情局再次强调秘密行动而非间谍和分析，其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报道促成了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
当时，美国国务卿指出，在发动战争之前，首先要通过外交手段说服塔利班交出本·拉登，但布什总统却说：“去他的外交，我们要开战。” 当英国人得知美国的计划时，军情六处反恐负责人马克·艾伦问道：“等我们结束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的骨干势力遍布整个穆斯林世界，我们该怎么办？” 根据韦纳在书中的描述，美国人对此束手无策。
塔利班政府在数百名美国情报和特种部队人员的支援下，被北方联盟军队推翻，但问题出现了：接下来该怎么办？韦纳在其书中引用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的话：“我在阿富汗的任务是：我们将会进入阿富汗，我们将会追击基地组织，我们将会撤出阿富汗…布什总统说，‘我们不会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表示：“我们不知道塔利班垮台后该怎么办。”
当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名的阿富汗总统候选人哈米德·卡尔扎伊提出与塔利班签署和平与和解协议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反对，称美国想要的不是和平，而是一场反恐战争。然而，这场战争持续了近20年，最终于2020年在多哈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塔利班重新掌权。与此同时，美军撤军混乱不堪，其场景令人联想到当年从越南首都西贡撤军的情景。
情报失误
撤军后，美国前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失败，并将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情报部门。前布什政府（2005-2009）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认为，阿富汗新政权的腐败是塔利班最大的招募工具。韦纳解释了腐败的根源，他说：“腐败的核心在于中情局在阿富汗的行事方式，他们使用成堆的百元大钞……他们的特工非常擅长向他们的合作者分发大包大包的现金、新款SUV和精美的小型卫星收音机…但就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现在和将来试图实现的目标而言，结果为零。”
罗伯特·盖茨自1966年起担任中情局分析员，1991年至1993年担任局长，2006年至2011年担任国防部长，被誉为中情局历史上最专业的局长。他表示：“事实上，在‘9·11’事件发生时，我们对基地组织知之甚少。”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情发生的原因，包括涉及酷刑和其他手段的审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完善的数据库，并且确切地知道基地组织是什么、它的能力等等，其中一些行动就没有必要了。但事实是，我们遭到了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组织的袭击。”
哈德利和盖茨的评估表明，中央情报局未能履行其基本职能：了解敌人，用前局长赫尔姆斯的话来说，就是未能阻止珍珠港事件的重演。
情报机构工作的本质并非仅限于追捕个人或瓦解敌对组织，而在于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分析支持，帮助他们全面了解情况，准确评估威胁，并及时发现可能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情报”。重大决策和长期政策的制定都基于此。
至于暗杀、清剿、逮捕等特殊行动，则属于“战术情报”的范畴，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足以决定战争胜负。
美国情报部门开展了数千次战术行动，击毙了塔利班二号人物毛拉阿赫塔尔·曼苏尔，逮捕了数千名塔利班成员，并逐一追捕了基地组织成员。但这些局部胜利未能阻止四年前阿富汗的重大失败，二十年来建立的一切在四年前八月的几天之内崩塌。
美国在阿富汗二十年耗费了数千亿美元，但美国情报部门却未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使其能够理解像阿富汗这样复杂的社会，也无法预测未来的战争走向。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为其漫长的战略失败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也引发了人们对超级大国能否将其硬实力转化为21世纪冲突中的战场胜利的深刻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