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天，苏联将军伊戈尔·斯塔岑科驾驶直升机飞越古巴，以视察核弹道导弹的部署地点。他想起了他的指挥官谢尔盖·别列佐夫在几周前告诉他的话：古巴茂密的棕榈树可以掩护导弹发射装置，而不让美国人发现。
但从空中俯瞰时，他所看到的景象却打破了这种幻想。棕榈树之间的间距大约有15米，几乎只覆盖了地面的一小部分。凭借军人的经验和预见危险的能力，斯塔岑科意识到用棕榈树伪装基地的想法并不现实。他向上级汇报称，无论苏联如何努力掩盖，美国人都会轻易发现这些部署地点。
但是莫斯科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并没有收到这一警告。他已经为自己的战略投入了太多，以至于不再重视这类警告信号，并坚信这些秘密会一直保持到最后。
然而就在几周后，这种确定性便土崩瓦解。当年10月，一架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导弹发射场的清晰照片。这标志着20世纪最危险的一场核对抗的开始，美苏两国一度濒临直接战争的边缘。赫鲁晓夫在最后一刻做出让步，并与约翰·肯尼迪达成协议，撤走导弹以换取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
在60年前，那些几乎改变世界格局的紧张时刻，如今也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留下了阴影。随着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乌克兰领土上发动代理人战争，“核边缘政策”的模式再次浮现，仿佛历史在相似的政治结构中重演——即便双方的面孔有所不同。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当环境和结构相似时，它往往会重现其中某些模式。”
如今，世界再次陷入紧张不安，基辅的阴影笼罩着一切，并让人回想起古巴的棕榈树——它们象征着曾经几乎酿成灾难的战略盲目。如今的危险不仅在于武器本身，更在于这场豪赌的逻辑：过度自信并认为对手终会投降，坚信撤退是软弱的表现并认为撤退是不可容忍的历史性失败。
在一个更加脆弱、军备更加雄厚、红线更加模糊的世界里，这种心态可能正将世界推向新的深渊，而这一次，世界或许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
唯一的清醒者被要求闭嘴
赫鲁晓夫的核赌博是其个人激情与错误战略考量的复杂产物。近期的研究和被解密的苏联文件清楚地表明，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决定并非出自国家机构，而是赫鲁晓夫周围的一小撮人的决定，其方式更像是个人冲动而非专业的军事计划。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弗拉迪斯拉夫·祖布克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冷战史权威专家谢尔盖·拉德琴科将这一举动称为“一场计划极其不周的豪赌，其成功将完全依赖于极致的运气”。
两人都指出，赫鲁晓夫在当时深感屈辱。在柏林危机之后，美国在欧洲展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当时，赫鲁晓夫试图争取西方承认东德边界并迫使美军撤出西柏林，但最终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退缩，并被迫接受现状。
此外，美国已经在靠近苏联的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了核导弹。在这种民族创伤感出现的同时，赫鲁晓夫还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后对美国再次入侵古巴的可能性感到担忧——那起事件差点导致卡斯特罗政权的垮台并给苏联造成难以承受的战略耻辱。
然而，其中最微妙的因素在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担忧。随着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裂痕加深，卡斯特罗开始拉拢中国，并批评苏联“缺乏革命勇气”。
美国国家安全史权威专家、历史学家蒂莫西·纳夫塔利认为，卡斯特罗在1962年3月清除该国亲苏领导人的做法，令赫鲁晓夫担心古巴会倒向中国，进而促使他加快导弹部署，以便在为时过晚之前巩固其与哈瓦那之间的联盟。
因此，赫鲁晓夫将古巴导弹危机视为一项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既能恢复他在美国眼中的形象，又能保护卡斯特罗政权免于崩溃，还能表明莫斯科而非北京才是革命的重心，并且有能力在必要时进行核升级。
这项决定风险极大，但却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内做出的，而且远离任何制度性的审查或者内部的深入讨论。1962年春季，赫鲁晓夫将磋商范围限制在其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和少数几位将军当中。
当时的证词表明，这些领导人中有些人已经对该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在其中一场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了这项计划。1962年6月，曾亲身经历古巴局势的军事专家阿列克谢·杰门捷夫试图发出警告：导弹发射器不可能瞒过美国U-2轰炸机。
但国防部长却在桌子底下朝他踢了一脚，以让他闭嘴。这一幕象征着苏联领导层内部关键机制的崩溃。这也导致拉德琴科和祖布克得出结论称：行动已被决定，质疑已不再被允许，更遑论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发出任何质疑。
一场关乎尊严的赌博
此外，苏联体制的内部结构不允许在执行过程中纠正错误。将机构置于领导人意志之下，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触怒领导人的文化，导致了向国家元首传递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的情况。在2022年公布的俄罗斯国防部文件显示，在1962年秋季提交给赫鲁晓夫的报告仍然称行动按计划进行，并刻意淡化了这场行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事实上，在当年10月下旬，赫鲁晓夫收到了官方通知，称导弹部队已准备好从24个发射装置提前发射导弹，尽管由于美国海军的封锁，其中许多发射装置都出现了电气故障、物资短缺和通信中断的情况。因此，盲目的官僚机构继续粉饰领导层的良好形象，而行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分崩离析，批评和真相都遭到了压制。
据路透社高级记者安德里亚·沙拉尔和另一位记者史蒂夫·霍兰德报道，这种官僚主义的运作模式似乎正在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决策过程中重演。“先执行，再在能够反对的情况下反对”的做法继续主导着莫斯科的体制行为，无论是2022年克里姆林宫内部小圈子未经真正体制辩论就采取的宣战决定，还是呈递给普京的误导性情报和军事报告（这些报告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能够在几天内轻松解决的“闪电战”）都体现了这一点。
祖布克和拉德琴科认为，赫鲁晓夫和普京的行动在动机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赫鲁晓夫对古巴的导弹袭击是出于怨恨和战略不满的混合动机一样，普京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其根源在于俄罗斯对西方长期未能尊重其安全和利益的不满，以及对乌克兰日益增长的亲西方民主模式威胁到俄罗斯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的担忧——这种情绪几乎与赫鲁晓夫对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军事基地和导弹对苏联的包围的怨恨如出一辙。
在这两种情况下，战略上的屈辱都是根本性的催化剂。赫鲁晓夫试图弥补他在柏林危机中的挫败以及未能阻止美国在其周边部署朱庇特和阿特拉斯导弹的遗憾。而普京则对北约东扩以及2014年推翻其在乌克兰的盟友政权的“广场革命”也怀有类似的怨恨——他认为这是对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威望的直接冒犯。
正是这种共同的不满情绪驱使两位领导人进行危险的豪赌。前者试图在美国“后院”部署导弹以扭转局势；而后者则在西方眼皮底下，向一个渴望加入北约的国家直接宣战。
从阿纳德尔到乌克兰
此外，在作战的细节层面上，赫鲁晓夫和普京的冒险行动也如出一辙，他们都依赖于厚重的保密措施和军事欺骗，甚至连己方军队的行动也不例外。1962年，莫斯科方面误导其大多数士兵和军官，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前往参加一项代号为“阿纳德尔”的训练演习，其中许多部队指挥官直到舰船和飞机抵达目的地后才得知其真实的目的地。
普京也采取了极度相似的方式——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他以训练演习为幌子动员了超过15万名士兵。后来，据欧洲外交官员和西方媒体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士兵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知即将开战。有些人甚至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参加演习，直到身处激战之中才最终清醒。俄罗斯应征入伍的新兵在行动开始前被要求签署延期服役协议，却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直到战争爆发才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一场真正的入侵，而非一场短暂的演习。
在《地狱般的赌博：赫鲁晓夫、卡斯特罗与肯尼迪》一书中，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尔森科指出，这种反复出现的、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的模式，是高度集权政权在不咨询军事机构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决策的惯用伎俩。这也导致了实际情况与领导层对局势的认知之间危险的鸿沟。
在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的案例当中，权力高层都明显倾向于将忠诚置于能力之上。赫鲁晓夫依赖马特维·扎哈罗夫等老派人物，而忽略了那些可能让他更早意识到形势危险程度的批评声音。
同样，俄罗斯社会学家、莫斯科列瓦达中心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指出，多年来，普京一直在压制安全机构内部的任何异议声音，并且几乎完全依赖他的亲信、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两人经常一起在图瓦共和国的森林和山区度假。
尽管绍伊古执掌俄罗斯军队十余年时间，但他没有任何军事背景或者相关训练。绍伊古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土木工程师，他在紧急情况部一步步晋升，并最终凭借政治任命而非专业经验而被任命为该国国防部长。有报道称，绍伊古本人向普京淡化了损失，以维持“胜利的假象”，从而导致俄罗斯推迟了动员预备役部队和重新部署部队的决策。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两位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惊人地相似。正如美国著名网络安全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丁·赫尔曼所解释的那样，赫鲁晓夫将国际冲突视为一场纸牌游戏，认为只需一步大胆的行动就能扭转战局。他将核军备竞赛比作一场扑克游戏，双方将不断加码，直至最后一刻。
同样，普京在处理冲突时似乎也抱持着类似的赌博心态。据军控协会执行主任达雷尔·金博尔称，普京从乌克兰战争伊始就反复挥舞核升级的威胁牌，并将其作为对西方的终极威慑手段。这也表明，如果冲突逼近其红线，莫斯科将准备扭转局势。
普京：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没有俄罗斯的世界？
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莫斯科如此轻易地就动用了核筹码？俄罗斯的做法似乎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反映了一种赌徒心态，即在选择越来越少时，就倾向于加大赌注。而乌克兰战争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就是俄罗斯精英阶层中所谓“核幻想”的复苏。克里姆林宫的言论日益表现出对1945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核禁忌”的漠视。
俄罗斯高级官员纷纷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呼应了这种言论，并表示如果受到威胁，俄罗斯将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资源。事实上，普京本人曾在2018年发表了一番惊人的言论：“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没有俄罗斯的世界？”他还补充称，在核战争中，俄罗斯人将作为烈士升入天堂，而“我们的敌人甚至会在来不及忏悔的情况下死去”。这也反映出一种危险的信念：如果另一种选择会是俄罗斯战败，那么毁灭世界或许将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
根据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2021年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莫斯科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诉诸核威胁，这是源于克里姆林宫内部盛行的战略思维，即克里姆林宫现在将其大部分军事和政治行动视为应对西方持续威胁的防御措施。
根据该研究所出台的分析，如今俄罗斯的认知框架将其与西方的每一场冲突都视为来自西方的直接攻击，并要求对此予以严厉回应，即便其行为在他人看来具有侵犯性。
这种逻辑基于自我保护而非像苏联时期那样基于全球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从而使核威慑成为俄罗斯意识中展现自身韧性、阻止其所认为的西方战略突破的核心工具。因此，在俄罗斯的官方话语中，恐吓的语气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为突出。
西方阵营对于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看法不一。其中一些人断言普京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深知这样做的后果。2023年，有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有意使用核武器，而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声明不过是在政治作秀。
相比之下，情报官员则在大幅提高预警级别。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曾在2022年4月指出，低估莫斯科诉诸核升级的可能性十分危险，尽管莫斯科目前并未为此做好任何实际性的准备。
还有人担心普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了新版的赫鲁晓夫陷阱，并且无路可逃。在古巴导弹危机当中，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退让，是因为他为幕后交易留下了余地，例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然而，普京似乎却在一步步关闭退路，因为任何后续的缓和行动都会被莫斯科和西方解读为针对其信誉的严重打击。
此时，在赌徒心态的驱使之下，普京可能会成为一位将核威胁提升到无法回头的地步的领导人。其中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世界将落入新的赫鲁晓夫陷阱，但这一次，却没有任何协议或者出路，也无法避免坠入无底深渊。
然而，普京并非今日唯一一个在进行豪赌之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利用威胁进行赌博，而且他的威胁不放过任何人。在这些豪赌的世界领导人之间，世界正在观望他们精心策划的赌注。但如今最危险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上的算计何时会将这种赌博转变为一场血流成河的真正战争？